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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与研究
  • 阅读量:255 发布日期:2019-12-17 16:07:52
  • 关于《文木山房的发现与研究》

    周兴陆


      我1997年夏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师从黄霖先生。导师黄霖先生是古小说和近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蜚声中外。黄霖先生治学强调扎实的文献功底,注重学术创新,开拓新领域。他曾经教导我们,学术研究贵在学者有“识力”,只有具备敏锐的“识力”,才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开创新领域,学术才能进步。本人生性迂拙,但是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求学问道不敢稍有怠慢。我从入学起就定下博士论文题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这个课题迫使我长期泡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所有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著,我全部翻过。——当然认真阅读并记录笔记的只是其中少数。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藏的20世纪上半叶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之类著作,我也基本上翻阅一遍。特别是两馆收藏的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研究类杂志,我翻阅之多,难以数计。艰苦劳动自有收获,仅举二例。陈子展先生1935年编著过一本《中国文学批评讲义》,现在国内还有人知道吗?我就亲眼见过。谁见过中国人自著的第一部《历朝文学史》,我看没有第二人。

     我在研究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之余,还对古代诗学比较感兴趣。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诗文评”类目录卡我翻过许多遍。现在提到一般的诗话,我凭记忆可以说,上海图书馆是否有藏本。1999年6月10日,我在上海图书馆翻查“诗文评”的目录卡,忽然一个卡片跃入我的眼帘:“吴敬梓 文木山房诗说 不分卷 清抄本”。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古小说,但是在导师的濡染下,对小说也并非一窍不通。在我印象中,人们都说吴敬梓的《文木山房诗说》不存在了,怎么可能在这里呢?我就叫馆员把它拿出来。拿出一看,真的是吴敬梓的《文木山房诗说》,封面“文木山房诗说”下有“旧抄本 戊子四月收 十七 十八有缺”字样。全书36页,均标页码,半页八行,行二十字,楷体,中间有一页破损,凡11000字左右。无序跋、目录。首行题“文木山房诗说”,下钤“王献唐”印和“平乐印庐”印,次行署“全椒吴敬梓敏轩纂”。我很匆忙地把全稿誊抄下来,并复印了首尾页。回来一边整理,一边查阅有关《诗说》的资料,再回上图去校对,花了几天时间,基本上把它笔录下来。当时因为“平乐印庐”几个字,我辨认不出来,加上后面有“献唐劫后所得”,我就把封面上的“戊子”定为1888年,因为与吴敬梓有亲戚关系的金和曾说过,他家曾有《诗说》抄本,在太平天国匪乱中丢失了。我把“劫”和“乱”当作一回事了。随即大约在6月15号左右把消息稿寄给了《光明日报·文化周刊》,《光明日报》的肖海鹰编辑很快来电询问、证实情况。199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上就刊载了消息。很快天津社科院的涂宗涛先生在1999年7月1日的《光明日报·文化周刊》,正确地指出王献唐就是曾当过山东省图书馆的那位著名的文献学家。在这里,我向肖海鹰编辑、涂宗涛先生表示感谢。

      当时我的导师在日本,我把整理稿用伊妹儿发给他。黄霖先生看后回复说,很重要,有关问题再查查。后来在《复旦学报》和《学术界》上就发表了整理稿。有意思的是,徐州师大有一位教师,正好1999年暑假到上海参加儒学会议,就依着《光明日报·文化周刊》的线索,到上海图书馆翻出《诗说》,全文复印,带到徐州整理去了。等到他整理好,我的整理稿已经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他大约有点失望,就匆匆将稿子寄给《复旦学报》,《学报》送给我审阅。我读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而且觉得应该维护学术规范,就建议不予发表。后来据说,这篇文章在什么《诗经》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了。这至少可以证明上海图书馆的确有这样一部《诗说》,不只我一人看到。全椒吴敬梓纪念馆也很快地把全文复印回去了。

      吴敬梓的《诗说》,过去人们或说八卷,或说七卷。现在存世的只有这四十三条,是否其他都遗逸了,或者本来就这四十三条,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过,这四十三条先总论后分论,依次论述《诗经》的有关诗篇,从布局看,没有逸失的迹象,我觉得本来就这么四十三条。至于有人提出《诗说》的真伪问题,我倒觉得在下结论之前,先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再说,一切的捕风捉影、信口雌黄,是不值得费口舌去争辩的。

      关于吴敬梓《诗说》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把它放在《诗经》学史上,考察他在明清《诗经》研究学风转变上的意义。目前丘良任、周延良先生是从《诗经》学的角度研究它的。但还只限于对它本身的研究。另一个是从《诗说》与《儒林外史》的关系上研究吴敬梓的思想,比较有成就的是李汉秋先生,他最近在安大的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会上提出《儒林外史》的文化精神、人格意识,从《诗说》就可以得到有力的旁证。《诗说》的意义和价值还会得到不断的发掘。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能一发现一个新材料,就把它的价值夸张得无限大。有人据《诗说》证明《儒林外史》原本五十六回。至于《儒林外史》到底是五十五回、五十六回、还是五十回,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但是从《诗说》是考证不出《儒林外史》是五十六回的。因为否定五十六回的人的理由是最后一回是后人敷衍杂凑吴敬梓的骈文之类东西补上去的。现在五十六回虽然有论《溱洧》的文字,但是同样可以说也是后人据《诗说》杂凑上去的。否定派的的论据并没有驳倒。

      我前一段时间曾对《诗说》本身做过考证,说它是吴敬梓晚年做的。还曾经把吴敬梓《诗说》和程廷祚的说《诗》做比较。程廷祚大家都知道,与吴敬梓关系密切。他曾有《青溪说诗》,我没有见到。但是《青溪文集》《续集》中都有大量的论《诗经》的文字,我曾经就二者的比较写过初稿,后来电脑分区坏掉,全部丢失,我就不想重新去做了。程晋芳也有过研究《诗经》的书,好象在《四库全书》存目、或未刊稿之类丛书中,也可以去做比较研究。另外,《诗说》中提到了徐笔洞(峒),就是明代的徐奋鹏,批点过《西厢记》的,也研究过《诗经》,据说,他研究《诗经》很有创新意义,在当时曾引起非难。吴敬梓能引用他的话,从中是否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新意来。另外,据李汉秋先生“三汇”《儒林外史》,过去的评点家提到杜少卿说《诗》从朱彝尊而来,一般来说,应该有实据的。鄙人固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朱彝尊论《诗》与《诗说》的关系,这是否可以花点精力去研究呢。

      关于《儒林外史》,20世纪里研究得比较充分,不过我觉得,我们过多地受到金和的影响,花费很大精力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索隐。这样做不能说全无意义。但是,很可能是对《儒林外史》的误解,我想以后有精力和时间的话,研究一下《儒林外史》的“明史观”,即吴敬梓对明代历史的思考,从对明代历史的思考深入到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思考。应该把《儒林外史》放到明清时期编撰《明史》的时代思潮中去研究。

    (作者 周兴陆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    

    中国网 2001年12月29日